2014 CNEX 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

青春有為，世界大不同

專訪CNEX策展人林珏竹、CCDF總監吳凡

報導 / 洪健倫
本文轉自：    

從中學生到新鮮人，我們心中多多少少都對人生、對未來、對世界有著理想、憧憬、或是迷惘。看著大人、長輩世界中的自私與不公平，我們常常在心裡咒罵著。於是，隨著年齡增長，我們學會縮進自己的小世界，假裝看不到世界發生的事情，直到食髓知味的世界逼著我們不得不挺身而出。但假如當初我們－－和前一個世代的青年們－－更勇於面對那些問題，世界會不會不一樣？

CNEX今年舉辦的「青春有為」主題紀錄片影展來的正是時候。就在「文林苑都更案」、「反媒體巨獸」、「華隆罷工」等公共議題報導和文章在社群網路上吸引年輕學子、上班族熱情按讚，大量轉載與討論時，CNEX為台灣的青年選錄出了一系列影片，讓年輕人們思考身為社會一份子，應該如何和世界建立起緊密的關係。而在喚起青年的公民意識之餘，本次影展也精選一系列影片，讓我們看見不同國家的年輕人－－甚至之名搖滾樂手－－面對大好青春時的憧憬、憤怒、與迷惘失落。

以青春為名，片單內容又活潑的影展在天時人和的配合之下，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新觀眾認識紀錄片；而除了這方面之外，CNEX為協助紀錄片工作者接觸更多國際資源，因而在影展期間同時舉辦的「全球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今年也將邁入第三屆，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也開始漸漸看到了成果，第一屆的《幸福定格》（沈可尚）亦吸引挪威電視台預購版權，另一部紀錄片《三峽啊》（王利波博）也獲得丹麥電視台預購版權；第二屆的提案《黃沙已上白雲間》也吸引許多歐洲買家的注意，華語紀錄片真的開始跨出國門，接觸更大的世界。

本期的放映週報很榮幸訪問本次影展策展人林珏竹，以及提案大會總監吳凡，請他們談談CNEX想如何透過影展喚起青年的公民意識，又將如何透過提案大會和一系列的工作坊，為華人紀錄片灌注更多養分和熱情。

首先可否請您先簡單介紹一下您的經歷背景，讓我們對您有多一點了解？

林：我念大眾傳播，後來決定從事電影相關行業，但是我覺得拍片太累了，所以就沒有想要從事製片工作，後來就選擇進入藝文、電影業，做了大概兩三年。

電影發行做了一陣子，發現大家做藝術電影，每次都在重複一樣的模式，覺得有點疲態，於是決定出國念書，看看未來有沒有什麼新的發展或機會，於是就去法國唸藝術管理。我對影展策展工作本來就很有興趣，滿喜歡選片和針對影片進行策畫，所以回台灣後第一份工作就是來到CNEX。

在法國時就專攻影展策展嗎？

林：法國的課程範圍比較大，涵蓋了各種藝文活動、藝廊策展等的領域。去年的工作就是參加影展的選片和國際聯絡，後來因為職務有些調整，所以就接下影展的策展的工作，而原本的策展人吳凡則負責今年全球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的籌備。

今年是您第一次擔任策展人，過去的工作、求學經驗對這次策展有什麼幫助？

林：過去這些經驗讓我更快知道要去哪裡找片子。我在法國時曾進一間發行公司實習，所以對於世界上不同國家的發行商、片型、導演都有些了解。而我在挑選影展的影片時，也是特別針對某些影展和國家的片子去挑。由於我在歐洲念書，所以我不那麼喜歡刻意塑造高潮起伏的美式紀錄片，而是偏好歐洲的片子。但我在這次策展時並未特別意識到自己這方面的偏好。

去年我進來的時候，吳凡就跟我說我們要來策畫一個青春與公民的議題，所以我一直很期待，結果後來發現當年的主題是「危機與轉機」，探討較沉重的議題（笑）。因此今年我希望把紀錄片用更活潑的方式推廣給更多人。

我並不是一個寫影評、或對電影理論特別有研究的人，所以觀影時對影片的喜愛與選擇常是不自覺的，並不會刻意分析裡頭的技巧或是結構。但觀影經驗如果足夠，很容易就知道影片是否容易融入、表達的方式清不清楚，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選片，希望可以讓觀眾更容易進入紀錄片的世界。

這次的影展討論的是青春世代的議題，而您看似較少回溯之前幾個世代的青春樣貌，而是直接切入當代議題，可以請您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嗎？

林：其實我們還是有準備一些關於過去世代的電影，例如說《68法國學運》，音樂單元中片也都碰觸了前一世代的世界。此外，我們這次也有找到一部小野當年策劃的影片，叫做《尋找台灣生命力》，他談論的就是八、九零年代時台灣公民意識慢慢覺醒時的社會狀態，因此還是有追溯前幾個世代的青春。

只是說，我們希望這次影展的紀錄片可以喚起當下年輕人的公民意識，所以會選擇跟他們較切身相關的主題。

「青春與公民」的年度主題是在2010年決定的，可否分享一下當年決定此一主題的契機？

吳：當初決定這個主題是因為適逢「辛亥革命100年」。我們的製作總監提出這個題目，就是想到百年前當時的革命者，也是在很年輕的時候，本著對國家社會的熱情與責任感去實踐這些事情。雖然說面對現在的社會問題，我們未必需要革命，但我們希望探討年輕人對社會參與、公共議題的想法到底是什麼，所以就定了這樣的主題。

今年有許多公眾議題引發年輕人在社群網路上熱烈討論，CNEX這個主題影展來的也正是時候，但我想請教兩位怎麼看待網路上大半年輕人只按讚卻缺乏行動的現象呢？

林：我想法比較負面，我認為他們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辦法行動，但仍然希望有能力行動的人知道這件事，大部分在網路上散發這些訊息的人，應該都是這樣想的。我認為這並沒什麼不好，因為他們促使大家去思考議題產生的效應，提出更多討論的空間。

吳：他們其實也會促成一些行動啊，因為大家在網路上號召，有意願參與的人還是會去做，包括最近的幾個社會事件，或是救助蘭嶼風災的行動。之前在中國大陸也是有網路促成民眾參與公眾議題的案例，有一晚有個愛護動物人士發現有輛卡車載了五百隻的狗準備載去屠宰，於是他就發動微博的搜索，號召大家找到那輛卡車，把它圍住，救下那五百隻狗，所以並不是沒有網路觸發行動的例子。

那你們認為在網路資訊發達的年代，台灣青年的公民意識跟十年前比起來有更成長嗎？

吳：應該是說更需要被喚起並參與吧，全球各個社會的發展都有個人主義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這就是為什麼要放這些紀錄片的原因，我們希望讓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事情，覺得我是這個社會和世界的一份子，我該盡一份力量。

而這場影展為時短，規模也較小，CNEX有想過透過網路的力量將紀錄片推廣給更多人，影響大眾嗎？

林：雖然我們在台灣還沒開始做網路頻道，我們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跟一些網路平台合作，透上頭架設的CNEX頻道，定期撥放我們的紀錄片。在中國大陸播紀錄片其實是滿困難的，網路是他們比較容易取得的管道，不但能夠節省時間和金錢，同時又能達到最大效益。

吳：其實我們也想在台灣這樣做，只是因為包括優酷、風行、搜狐、網易、PPS六家網路影音頻道都是比較流行的，所以我們就先跟它們合作，在上面開的CNEX頻道。迴響都還很大，三天就能湧入約300萬人次的瀏覽率。所以如果真的要讓紀錄片發揮他的影響力的話，網路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台灣的話，我們目前正計畫和凱擘合作。

林：凱擘是一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他們目前正打算發行機上盒做VOD（影音隨選）以及所有雲端的整合，我們也會在這系統上設置一個CNEX專區，之後不管在機上盒、手機、網站上都可以點選我們所放上去的紀錄片。

回到這次的影展，放眼所有的專題，「青春的自我意識與實踐」是所有單元中看來較抽象的，可否請您談談您對「青春的自我意識」和「意識的實踐」的概念？

林：若和前一單元「青春與政治」相比，這就是小我跟大我之間的衡量，「大我」代表政治，「小我」則代表一個青年該如何面對身處的環境、社會給予的壓力、社會的期待，以及要如何實現夢想的種種議題。像《千錘百鍊》，就是談幾個學習拳擊的中國年輕人在接受培訓的過程中，思考是否該為國爭光，抑或是回鄉替務農的雙親分擔家計、撫養雙親。又例如北歐的年輕人看似無憂無慮，但在《曾經嚮往》中，他們的人生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般快活，儘管他們已經有喜歡的工作，或是完成了自身夢想，但是仍可感受到社會在他們身上加諸的壓力。在這些影片裡，可以看到青年們對社會中自我定位和認同的摸索。

「實踐」是否就是單純指嘗試的過程？

林：應該是說看年輕人如何跳出問題，進而去加以解決，而實踐的過程本身，可能也是另一個問題。但紀錄片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影片中的主角是借鏡的對象，提供給現在的年輕人思考：別人的處境如此，那身處台灣的你，面對周遭的問題，你又該怎麼處理？

也請策展人簡單介紹一下開幕片和其他的單元。

林：我們這次的主題是「青春有為」，但很妙的是，我們選了《不老騎士》作為我們的開幕片。《不老騎士》在10月12號將在全國院線放映，講述年輕導演華天灝以行動來關懷銀髮族，他從2007年開始隨著這些老人踏上機車環島之旅，到現在還在這個案子裡頭一直在思考如何為這些長輩做些事情、留下一點紀錄。我們覺得導演關懷老人的精神跟公民的主題也很有關係，所以便將它選作開幕片。

《不老騎士》會讓大家對於老人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在地的台灣紀錄片，跟先前同樣紀錄老人逐夢的《青春啦啦隊》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除了探討族群的融合，也涵蓋了家庭的核心議題。

【青春與政治】

「青春與政治」就是談論青年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著重在與政治的關聯。例如《68法國學運》，1968年是個反動的一年，很多國家的學生對於制度都有所不滿，青年也熱衷於反戰，這部影片便是從法國學運出發，討論當時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本單元中的其他影片，著重於最近幾年重要的政治議題，例如緬甸的反政府示威與「阿拉伯之春」等社會運動。

跟最近新聞比較相關的就是《普丁之吻》，俄國有一個女子龐克樂團《暴動小貓》（Pussy Riot）在俄國總統普丁出席宗教活動時，大唱搖滾樂反對普丁的集權政治，結果遭到逮捕判刑，這個事件引起國際輿論，大家都在看俄國政府會怎麼解決這件事。但《普丁之吻》的拍攝對象則是屬於另一陣營的普丁擁護者，主角是普丁陣營青年運動組織的領導人，她從16歲就進入組織，慢慢地站上最高的位置，但她同時發現了更多核心的訊息，對普丁的這個青年組織開始有不同的看法。這個單元就是在探討青年如何透過自身力量和政治產生關聯。

【青年不可不知的公共議題】

此單元跳脫出自我、在地的議題，以世界公民的概念探討在全球化之後環境、跨國企業／媒體壟斷、以及核能的議題。

【大師專題】

在這單元裡，我們介紹的是美籍華裔紀錄片導演曾奕田，曾奕田導演其實是我們好幾年前就一直想做的紀錄片大師。他跟CNEX也是滿有淵源的，因為他曾是日舞影展在北京工作坊的講者，我們一直想把他介紹到台灣來，大家對曾奕田導演或許不這麼了解，但他的作品《好萊塢華人》其實在2007年就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也是在美國打拼的華人紀工，其紀錄片敘事手法就是走起承轉合、段落分明的美式風格，對於想要拍攝紀錄片的導演而言，他的作品可作為不錯的參考範本。

【音樂紀錄片專題】

今年「音樂紀錄片專題」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也是搭配「青春與公民」的主題進行策畫，因為我們認為青春與搖滾樂其實密不可分，搖滾樂通常也象徵了反叛的精神，是表達特定訴求的一種工具，因此我們就從這個方向選錄相關的音樂紀錄片，也希望藉此改變大家對音樂紀錄片的既定看法。

【動畫紀錄片專題】

動畫紀錄片是從2008年就開始做的固定單元，策畫此單元，是因為我們認為紀錄片應該不只是用攝影機拍攝真實人物。用動畫形式表現真實的故事，並且搭配訪談，還能不能算紀錄片？因為這些影片雖然是動畫，但是裡頭其實仍有紀錄片的元素。

其中《車諾比故事》是我個人覺得十分震撼的作品，影片一開始透過真人講述自己的故事，用童話式的寫實畫風慢慢地描述一戶小鎮人家在車諾比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們怎麼發現自己原來住在核電廠旁，還有核電廠爆炸後對他們生活的影響。動畫片常讓人覺得影片中的故事是虛構的，但當我們發現它是真是真人真事時，反而更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很推薦這部影片。

【CNEX監製精選】

在CNEX今年監製的華語紀錄片中，我十分推薦《跑酷少年》。他跟青春十分有關聯，這部影片是講新疆的兩位青少年從事「跑酷」的極限運動，是一個還滿有趣的議題。

今年CNEX影展期間也會舉辦「世界華人紀錄片投案大會」（以下簡稱CCDF），可否請這次負責策畫的吳凡簡單為我們介紹一下呢？

吳：CCDF很類似「金馬創投」，希望在大會中為創作者籌備中的計畫找到資金和合作資源。再怎麼大型的紀錄片──例如製作預算超過100萬美元的《千錘百鍊》，都不可能在市場中真的賺錢，而且它也不是賺錢導向的創作。

雖然我們將第一屆CCDF試著定位為「創投」，但後來很快就把這兩個字去掉。我們在釐清想法後，確認大會邀請的對象不是一般創投中單純的投資客，這群人在投資、合作的意願之外，也都希望能夠回饋社會，受邀者都不是真正的創投公司，多半是電視台，或是來自大型國際影展的創作基金，例如說日舞影展、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都有一筆基金可以補助紀錄片工作者。

當初我們在CNEX「10年100部」監製計畫的系統下，看到有些影片若要走到國際，其實需要更多資源協助，因此便有了成立CCDF的念頭。當我們參加許多國際影展的提案會時，我們也體認到華人要打進這些提案會、拿到資金有一定的困難：其中包括文化上的差異──華人導演較不善於表達，他可能悶著頭拍，拍得很好，但卻不見得能夠清楚表述這部片的主旨；第二是語言的隔閡，參加提案需要流利的英語能力；第三則是對於提案大會規則的不熟悉，在台灣，我們常常覺得企劃書內容應該越豐富越好，因此常看到紀錄片工作者提出四、五十頁的企劃書的情形，但是在國際提案大會上，你必須用簡潔的語言、簡短的篇幅展示你想要講的故事，我們的導演一般都沒有這樣的經驗和訓練。

國際上有很多基金會、電視台想要接觸華語世界的紀錄片，可是我們的導演卻缺乏管道進入國際市場──也不是說所有華人導演一定要進入國際市場，只是如果CNEX希望華人的故事、自我表述，可以給更多人聽到的話，就必須創造一個對於華人紀錄片導演較友善的環境。於是我們就籌畫了這個「濃縮版」的提案大會，致力於邀請世界上對華人議題感興趣的電視頻道、電視台製作人、基金會來到台灣，和華人、台灣的獨立紀錄片導演面談合作機會。因此，CCDF跟CNEX經紀影片系統的不同之處，在於CNEX本身可以提供創作者基金，而CCDF則沒有任何基金，而是希望創造一個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的平台。

我們每年會選20件左右的華人紀錄片提案，也會邀請大約20位有投資、採購資源的人士，再加上十幾位國際紀錄片專業人士進行培訓的工作。今年的提案大會日期是9月29、30兩天，但是我們希望在提案之前能讓導演們先熟悉提案流程──提案時間嚴格規定15分鐘，七分鐘簡報、八分鐘開放提問，而且七分鐘之中前三分鐘可能還要放片花，因而導演們實際只有四分鐘的時間把簡報內容講完，又必須讓評審喜歡這個案子。所以我們就會在前三天為導演籌辦培訓的活動，活動中有試提案，也有讓各國講師為成員進行一對一的面談，討論他們的案子。

其實走國際籌資真的不容易，大多影片需要花到兩年的時間走過全世界各大提案會，才能籌募到一定的經費。例如說今年影展中的《千錘百鍊》，或是范立欣的《歸途列車》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最終都各募集到大約100萬美元的資金。

我們第一年的提案，有部分獲得國際資金，現在已經拍完，並入圍女性影展或是陽光紀錄片大獎，有些則還在拍攝。其實，在國際大型提案會中成交率若達到三成就已經很高了，提案後不一定能快速找到基金，因為你要人家給你那麼大一筆錢，就得說服他們相信你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提案者所獲得的不一定是金錢，有時是其他的資源、協助、和回應，幫助他們釐清自己到底想要拍什麼樣的影片。

而這些無形資源也是CNEX這次提案大會想要提供的。

吳：對，我們會強制要求所有電視公司或基金會的人一定要跟我們導演有面談的機會，也就是說，我們不希望這個提案大會僅僅只是籌資平台，我們希望它提供紀錄片工作者很好的養分，因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長期以來很習慣拍一些在地的故事給在地的人看，不是說這樣是不好的，可是該怎樣透過紀錄片讓更多國際觀眾知道台灣的處境、或瞭解台灣人關心的議題、故事？這個平台希望達成的目標，就是將有這樣企圖的紀錄片工作者帶上國際舞台。

目前為止，我們的確做過讓許多國際媒體很感興趣的案子，例如說第一年提案大會沈可尚導演有個提案叫《幸福定格》，描寫台灣的婚紗產業，這就是從台灣發展起來、十分特殊的行業，也帶動整個亞洲流行拍婚紗的風氣。這樣的影片凸顯了台灣的獨特性，我們會想把它們推上國際。但以社會困境為主題的紀錄片中，還是來自中國的作品會受到較多的國際矚目，因為處於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會有較多的問題。

那在這些工作者完成拍片計畫之後，你們這邊的國際資源如何在行銷、發行、創意上協助他們呢？

吳：我想分成兩個層面來講。其實也有導演在參加提案會之後，停止拍攝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他們收到太多的意見，反而迷失了原先的出發點。因此我們現在也不斷鼓勵導演在聽到這麼多意見後，還是要回到創作者本身的初衷，思考如何將它們消化、整合成自己的養分。所以在創意面上我們能做的，真的只有盡可能給予建議。他們也必須理解爭取國際電視台資金的殘酷現實，比方說，你要如何說服英國的觀眾來關心台灣的某個議題？如果你真的要找英國資金，就必須先釐清自己的思路，跟你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在發行端，CCDF也能提供協助，雖然找來的電視台在製作期未必會投資，但它們已經知道這個案子，在影片完成後購買版權的可能性也會提高。第二，這兩年我們都會找國際發行商來看這些提案，近年國際上紀錄片製作的趨勢，是很多發行商願意在影片還未完成時就投入這個案子，一起合作找到版權預售的可能買家，增加工作者的發行機會。另外因為我們人力有限，目前還在規畫的事情是，希望所有參加過CCDF提案的案子都可以成為CCDF的小孩，形成一個互助團體（fellowship）的概念。這些案子日後若有任何需求，我們都能提供協助，包括提供參與提案會、發行的相關資訊。例如李靖惠導演《麵包情人》的發行商，就曾問過我們許多意見。

在未來發展的部分，我們希望學習日舞影展，成為一個以舉辦工作坊為主、影展為輔，進而大量培養影像人才的大型機構，導演只要在日舞影展獲得基金，就能成為這個協會的好朋友，日舞也會在各方面盡力提供協助和資源。這是我們的長期目標，但礙於現有人力不足，目前也只能做到提供資訊這一塊。

所以CCDF想做的是拓展、提升華人紀錄片工作者的創作視野到更國際化的角度嗎？

有時候也不是視野的問題，因為創作者心中都有不同的核心價值，所以CNEX這樣的作為在紀錄片圈也是投下一個震撼彈──因為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都覺得「談到錢就俗氣」，或是「我們為什麼要考慮市場和觀眾？我們是紀錄片耶！」，這些工作者對於紀錄片有一個想要守護的核心價值，就是他不希望被市場影響，因為我就是要講我的議題，如果去為觀眾考慮我要怎麼講的話，我是不是會失去那份真實性和真實的可貴。

但是我們想強調，拍攝紀錄片時必須要考量到訊息的傳達，以及是否能影響他人，如果要達成這個目的，就一定要讓人看到，若拍了一部很棒的片卻沒人看，你的議題就無法散發出去，製造更多討論，造成社會、甚至政策的改變。如果你要讓更多人看到影片，就不得不開始考慮市場和觀眾的口味。就像是你要給他們一劑很苦的良藥，你就不得不在外面包上漂亮香甜的糖衣，讓他先好入口，再看到其中的議題。所以我們希望創作者可以考量到觀眾──甚至是包括全球的觀眾。不是說他們沒有視野，我們還是希望他們專心創作。

CCDF另外也想強調，我們希望有更多製作人參與製作，因為剛剛講到市場與創作，的確是需要兩個不斷拔河的元素。有的創作者可以分得很清楚，例如今年大師專題的曾益田導演，他一個人包辦了製片、導演、攝影、剪輯等多重角色，雖說許多紀錄片導演也是如此，但他的邏輯非常清楚，在導演、製片角色間切換時，能去調適不同職位的想法。但是大多導演主要還是投入在創作的部分，所以我們希望讓製片人去幫助導演解決資金、市場策略、發行等方面的問題，透過互相搭配讓導演能專心創作。

也因為這樣，這次的CCDF也規劃了「紀錄片學院」的活動，在其中舉辦製片工作坊、大師工作坊、以及許多講座與論壇，希望讓更多對紀錄片有興趣的人了解這塊產業，進而投入紀錄片工作，我們從去年便開始規劃這些活動，也希望能一直延續下去。「紀錄片學院」和裡面的工作坊都對外開放報名，只要對紀錄片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參與。

最後你會怎麼鼓勵華人紀錄片工作者走向國際？

近年國際的紀錄片趨勢已經不是「因為你是紀錄片，我就可以接受不斷晃動、很昏暗的鏡頭」的狀態，包括台灣導演都很講究技術面水準的提升，燈光、音效、攝影，都變成紀錄片的重要元素，而CCDF就是希望帶華人導演接觸更多資源，進而提升製作水準。要能走向國際，第二個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讓完全不了解台灣的外國觀眾，也能夠想要聽台灣導演說的故事，所以我們近年一直積極發展的部分就是剪接，希望介紹專業的外國剪接師和華人導演合作，希望能使導演可以放手讓這些剪接師去操作。

大多導演對於手上的素材有很深的感情，難以割捨，所以有不少導演會剪出一部五、六小時的紀錄片，但是無論再怎麼精彩，這樣的篇幅對觀眾而言還是很大的負擔，所以我們現在很注重剪接。因為我們也發現很多國際單位在跟導演簽約時，可能什麼都不管，但會要求聘用著名的剪接師，而且不能夠換。對於很多蹲點拍攝的導演來講，剪接是第二次創作，可以藉此剪出一個跟你拍攝時構想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我們這次的活動也有辦「剪輯工作坊」，希望讓大家可以多了解剪輯的魔力。

其實我們也發現國際上有很多傑出剪接師都是華人，也邀請了不少這樣的華裔工作者來到工作坊，希望透過和剪接師合作，能讓導演跳脫出創作者的角度，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位置，讓剪接師告訴你觀眾會怎麼看這部影片。

所以現在紀錄片導演要更積極地和觀眾對話。

對，但我覺得他們不需要因此而去改變影片內容，但他們真的要意識到，影片其實是為了給觀眾看而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