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世芳的搖滾教室，音樂創作說的一些重要的事
文｜陳逸咪 攝影｜黃俊團 (文章出自
十月號 )
說起音樂啟蒙，每個人都有一段的故事，像是小時候的陳綺貞「九份的咖啡店」、五月天「一棵蘋果」、「星空」，那些個在年紀還沒大到不願意相信世界的時候，對旋律與音符的執著與著迷。馬世芳的故事則是從母親那邊偶然得到一卷The Beatles卡帶，當同輩著迷於排行榜金曲時，他對手中這卷小卡帶起了莫大的興趣。
「於是去找所有手邊能找到的資料想搞清楚這些歌是在什麼狀況下寫出來的？什麼人會寫出這樣的歌？這些歌到底在講什麼？什麼作品刺激出這些作品？這些作品影響到誰？就這樣一頭栽下去了」一連串的問號是對音樂的好奇，更是一種他獨特迷戀音樂的方式，他不只聽「音樂」，他聽歌詞也聽音樂後頭的故事。
說到音樂後頭的故事，巴布狄倫Bob Dylan之所以成為一個搖滾世代的代表，從那個衣衫襤褸、揹著吉他脖子掛著被製作人戲謔稱為「不知道什麼東西」的口琴架的年輕人，到世界巡迴並成為代表性人物的過程裡，人們老是想把他視為某種發言人或者是理想化的創作者，但對他而言，只不過是做自己想做的事。〈Blowin' in the Wind〉裡的第一句歌詞「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唱進六○年代反戰人士的心深處。
片長超過三個小時的【巴布狄倫：迷途之家】，巴布狄倫強烈的個人特色與戲劇性讓現場觀眾看得如痴如醉，映後座談在馬世芳的導引下，進入了搖滾音樂教室，專輯照片、歌曲名稱、演唱者與年代，馬世芳羅列各個結合歌曲與政治意識和社會現實的樂團，像是巴布狄倫的伴奏樂團THE BAND、The Beatles等。從《Revolution》的歌詞想像The Beatles對於暴力革命的思考轉折：
你告訴我這是一場革命／你知道／我們都想要改變世界／但是當你要談到破壞時／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我算進去(或要把我算進去)
約翰藍儂此時猶疑於改變與破壞之間，到底用什麼方式來革命是好的？是否該支持破壞性的革命方式？透過這些，我們彷彿徜徉於馬世芳的音樂資料庫裡，兩百多位觀眾此時都成了聽眾隨著他的資料庫回到某個特定時代裡，想像某一個亂世以及某位創作者的憂慮。
約翰藍儂正是發行《Revolution》單曲時確定了他的立場，於是他選擇了不為暴力革命背書，也因此備受批評認為他悖離了革命理想。從約翰藍儂、胡士托、龐克樂團再到台灣的羅大佑、張懸，馬世芳試圖釐清所謂的公民意識，許多樂團不僅在音樂上表達訴求，也在私人生活中毫不掩飾自己的立場，直接導入問題核心。
台灣也有不少搖滾樂手，關注社會議題並且納入創作靈感的女搖滾樂手，馬世芳舉了幾個例，像張懸、巴奈、陳珊妮、何欣穗、陳綺貞等都是，講到女搖滾樂手不免聯想到搖滾樂中性別的一些小故事，像是極少見的女鼓手以及吉他的設計是如何不符合女性生體結構，不過馬世芳認為創作者不應該因為性別就被綁在一起討論，每個創作者都是獨特的，而在2012的台灣社會裡性別的討論應該更細緻，「歧視更幽微的展現，那創作者要怎麼面對這些事情，已經不像早年那種敵人那麼清楚。」女性樂手持續用她們各自的方式努力發聲，最近尤其關注社會議題的張懸和巴奈分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立場同時也呼籲更多人一起參與，正因為我們生活的環境不完善，凝聚顯得重要無比。
搖滾、革命、青春與公民意識
音樂創作像是一個引子，或是種子，可以透過群眾成為一種倡議平台帶動公民意識，臉書轉貼就像滾雪球一樣，關心且認同的人會轉貼，這個力量透過網路傳遞無遠弗屆。關於公民意識，問四十歲的馬世芳，年輕一輩的人可以怎麼做呢？他開玩笑說他這個年紀的人當然希望年輕人越笨越好，這樣四五十歲的人才可以保留其既得利益啊！輕鬆的口吻裡其實帶有很多期待和疼惜，看見現在社會的問題但也看見年輕人的努力馬世芳並沒有那麼悲觀，「臉書時代會有自己集結和抗議的方式。」
一群學生反媒體壟斷，在臉書上掀起波瀾，9月1日一群相識與不相識的人自發性參與反媒體壟斷遊行，這是所謂臉書時代的集結與抗議方式，網路的盛興帶來更多可能性，我們可以選擇媒體而不是被媒體操控。正因為有更多資源與選擇，馬世芳認為這個世代更有可能自我教育，「有出息有膽識的人都是少數，但是是可以影響多數人的，怎麼讓自己成為關鍵少數人，這個時代，自我教育的材料是最豐富的。」當我們吸收資訊的管道變豐富，接下來就是如何選擇的課題了。至於怎麼選擇？馬世芳丟下幾個問題，我們天天看新聞感到的義憤填膺那是正義感作祟，但是「生氣之後呢？下一步還可以做什麼？背後的結構又是怎麼回事？」
現在到底是不是一個革命的世代？我們能用什麼方式參與革命？一個很不錯的方式也許是從關心公民議題開始。錯過了【巴布狄倫：迷途之家】與馬世芳，10月6日還有一場「從科技革命看公民運動」深度論壇，看完紀錄片，再聽政治、文化、音樂評論都犀利的張鐵志與乘著噴射機，離開《中國時報》的媒體工作者黃哲斌的深度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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