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 【愛去・愛來】試片會錦囊(下)
《我不屬於》
videohead (影評人)
導演為流寓外國的巴勒斯坦人,長期以DV記錄他的離散族裔,並反覆返回他的「故鄉」- 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位於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區。跨越多年的大量影像與訪談,經過導演匠心剪接,構成一部詩意而感傷的巴勒斯坦紀錄片。- 支持巴勒斯坦!
林佑運(自由撰稿人)

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 【愛去・愛來】試片會錦囊(下)
《我不屬於》
videohead (影評人)
導演為流寓外國的巴勒斯坦人,長期以DV記錄他的離散族裔,並反覆返回他的「故鄉」- 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位於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區。跨越多年的大量影像與訪談,經過導演匠心剪接,構成一部詩意而感傷的巴勒斯坦紀錄片。- 支持巴勒斯坦!
林佑運(自由撰稿人)

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 【愛去・愛來】試片會錦囊(上)
《魯笠》
Lan (信使譯站譯者)
我不確定臉黑黑的溫王爺是否總能不厭其煩地以筊杯回答問題,或是真心喜愛那些用五顏六色霓虹燈裝飾的神轎與王船,但在這部片中我看見濃稠的情感、對信仰的執著及世代交替的責任感,在一群謙卑、守份的討海人之間傳承延續著。
《十五個分手夜》

差異與重複
錄像作品在美術館中的「輪放」形式,卻總也不只是「重複」而已──重複而有差異,而意義來自於差異。此單元中有二部以「舞蹈」為題的作品,可以說呈現了此一「差異與重複」的錄像形式母題。《台北舞光》(Dancing Taipei, 2010)是一法國導演在台北觀光遊晃、記錄市民們一整日、從早到晚的舞蹈景象:從清晨老年人在公園以健康養生而跳的土風舞、直到晚上夜店裡年輕人為了縱樂而勁舞到天明──跨越了捷運站地下廣場、中正廟二廳院、Piano-Bar、人行道、卡拉OK,不分年齡、性別、身體樣貌、舞種、業餘或專業;似乎,每一個台北人無時無刻都在跳舞。全片不間斷地魚貫著「動感的身體」(kinetic body),導演對於舞蹈線條、身體動作、節奏律動、以及伴舞之各色音樂,彷彿帶有一種對於聲色影音之迷戀與激情。台北此一現代都會的城市地景和市民群像,以及現代性之動態流變,也就在這一連串、一場場重複之舞蹈場景當中,累積而浮現。
《全民大舞廳》(Living Stars, 2014)也同樣記錄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十幾位舞者,小孩、少女、纖瘦或豐腴、戴牛仔帽的男人、戴假髮的變裝皇后,在車庫、庭院、陽台、客廳、廚房等日常生活場景中,驟然起舞。前景是一位位應導演要求、面向攝影機的舞者,背景卻時常坐著若無其事的家人,或看報、或焊鐵,家犬也不時入鏡穿梭繞行。拉丁美洲的熱情南美舞者,手舞足蹈、扭腰擺臀,音樂則不乏北美流行舞曲,節奏激烈而狂熱。比《台北舞光》從黎明到子夜的「一日敘事」更進一步,《全》片完全無劇情,彷彿從十幾部歌舞片當中刻意擷取出歌舞片段、串連而成;但又近乎完整記錄了一幅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浮世繪與眾生相。──既可以放在美術館以錄像作品展示,亦是一部透過劇場式安排(以攝影機安排了舞台) 拍攝而成的寫實紀錄片。
媒體材質的反思與回望
除了以「重複與差異」的輪放展示形式,尖銳地專注於「影像」與「聲音」,錄像作品的創作初衷或論述核心,乃是在於「影音」之媒材特質、構成方式、生產機制等物質條件面向,甚至及於技術史、還有技術史所鑲嵌的社會史。《春與節》(Spring and Festival, 1953/54, 2011)乍看之下只是一部年代久遠的無聲彩色紀錄片,記錄了越南河內的春花、春季、以及春節。從初春的浮花浪蕊起始,女人折枝摘花、遊園驚夢。春節來了,男女老幼上街過年,春聯攤,年畫攤,新年柱,熱鬧滾滾;或是前往家族祠堂,虔誠的祭祖祈福。凡此種種,都是越南人的民俗活動,嘉年華會的喜氣濃郁。全片結束於暮春時分枝頭上最後一蕊花蕾──不忍花凋,期盼來年的春日。這是四時節氣與民俗節慶之循環反覆。然而,一旦獲知此片的來歷與產製,全片意義驟變:這是導演把祖父所留下的、於十九世紀末持 16 釐米攝影機所拍下的記錄影像,重新剪輯而成的一部嶄新作品──從紀錄片到錄像作品。把「過去」帶至「現代」,並且讓它「保留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時光痕跡」:泛黃底片(褪淡詭異,如夢境,寫實而又超現實),老膠捲所特有之刮痕(時間之爪痕,黑雨斜織畫面)、污漬黑點(太陽黑子),輕微恍晃(花氣襲人,遊人摩肩擦踵)──這不是老舊膠捲紀錄片的重映,而是一種「反修復」的逆行,一種對精緻化、平滑化、清晰化、潔淨化之數位修復潮流之悖反,為了讓觀眾的眼睛裡容得下粗糙的沙粒。

「錄像藝術」作品,從藝術史和美術館出走,被置入影展,是一道足以激發觀者思考「影像」(image/moving pictures)的逆向迴路。
當代藝術史中的「錄像藝術」,最早誕生於 1960 年代,回應了影像製作技術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電視機之發明,並且深入了每一個家庭──而且,電視機「小螢幕」促使觀眾離開「大銀幕」、從「戲院」撤回自己的「客廳」。從此,影像在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二十四小時在場。可以說,錄像藝術迸生於「電視/小螢幕/客廳」與「電影/大銀幕/戲院」之間、二者短兵相接之張力網眼當中──它在「美術館」中,以裝置藝術之樣貌現身,延續了觀念藝術的思考傾向,進行著現代主義的媒材反思與實驗。
如今,貼合影像製作的技術史進程,(電腦)數位藝術取代(電視)錄像藝術之趨勢,已然鮮明;在如此一個影像史節點上,在影展中放映錄像藝術作品,或許能夠令觀者來回地、循環地、全景地思考「影像史」─而非侷限視野於電影史、或者錄像藝術史。更特別的是,本次是在一個紀錄片影展中,播放錄像藝術作品──這就把紀錄片最常涉及的「真實/虛構」恆久議題,與錄像藝術專注於「影像之媒材/機器/裝置」的實驗與實踐,二者並置,構成了此屆 CNEX 影展當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個單元。
紀錄片中的錄像
此單元的錄像作品中,有幾部十分接近於我們所熟習的「紀錄片」,但卻不無透露出錄像藝術的端倪。《空氣中的苦難》(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2011)記錄了印度宗教信仰中、近似西方「神秘主義」的一種「自苦體驗」:虔誠女性感受到被一神靈所佔據與控制,幻聽、夢囈、疼痛、自殘……出神入迷(trance)的恍惚狀態。影片於記錄這些帶有「異國情調」(此乃紀錄片的原初場景、同時也是當今紀錄片倫理的重要議題之一)、令觀眾屏息驚詫的畫面之餘,導演加上了女性視角(當代紀錄片對於「觀點」和「視角」的反思性聚焦)以及隱約成形的敘事框架(影片首尾的「自己的房間」及「日誌書寫」)。然而,片中的受難,既可能來自神靈纏祟、亦可能是一場幻想、甚或一場歇斯底里發作──那麼,鏡頭所記錄下來的還是真實嗎?如果是,又是哪一種真實?這無疑是紀錄片的自我詰問。甚至,它所記錄下來的自苦影像,彷彿脫出了那視角、那框架,以其影像之尖銳、鬼魅、懾人,自行向觀眾強調了「影像本身」──這是錄像藝術的思考起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