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9/29（日）19:30
★地點：光點華山一廳
★出席講者：吳皓（本片導演）+錢孝貞（監製）
★文字紀錄：彭喬（文章編輯：簡小萱）｜攝影：賴奕亘
Q1：美國跟中國基本上教育方式就很不一樣，北京中央戲劇學院跟百老匯合作，除了片中看到的發聲課程教學方法不同外，一定還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不曉得導演在拍攝過程中，是否有發現這樣的經驗對於老師們來說有什麼影響或看法？
A1（吳皓導演，以下簡稱吳）：有。我們做了很多的採訪，但最後為了故事的流暢性都剪掉了。中央戲劇學院在中國可能是舞台表演做的最好的學校，幾乎可以稱為“最高學府“，他們一直想做音樂劇，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方法與百老匯合作。在過去的十年，他們都是跟日本的四季劇團合作，透過日本學習音樂劇，這是第一次跟美國合作，學習到很多，包括導演怎麼讓演員（學生）來表達、表現自己。
還有學習到非常職業化的訓練方式，例如：導演在台上是非常嚴的，但是在台下可以跟學生打成一片。中國的體系中，這部分是很少實現的。因為在中國的教育裡，有「老師說什麼學生就得做什麼」的權威，學生心裡有不同的意見是不敢說出來的。所以在影片中很多老師在教學的時候，學生時常會消極的牴觸，像是非常不認真，讓老師生氣等等例子，可能就是老師沒有用對方式去激發出學生更好的潛能。
Q2：請問在拍攝學生父母訪談這部分容易嗎？
A2（吳）：其實過程還算容易。這個班共有三十一個學生，一開始我們做了很多的訪問，最後決定剪出你看到的這五個學生。主要對象有三個，另外兩個比較像是輔助角色。會選這五個學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很願意在鏡頭前分享想法，家長的部分也是，從你在影片中看見不同家庭出現的頻率就可略知一二。說起來其實我自己也很驚訝，因為在拍攝時我有聽到很多紀錄片工作者的經驗，像是美國人比較願意分享，只要你鏡頭給他，他就什麼都會講，中國人比較不容易在面對鏡頭時敞開心胸；這次拍攝的父母跟學生都很願意開放地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讓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Q3：想請問導演當時選這個主題拍攝紀錄片的動機？
A3（吳）：做紀錄片的人有一種說法「cast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意思就是「你想拍的人其實就是最重要的。你只要找對人了，其實就完成工作的一半了」。在紀錄片裡，有些題材其實是靠運氣碰到的，因為我們都是拍真實的故事，寫劇本拍的就不是紀錄片了。這是我的第二部紀錄片，我的興趣一直著重在中西文化的交融、溝通，一直在往這個方向努力。當時透過一個朋友，知道中央戲劇學院和美國百老匯合作這個音樂劇，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拍起來會是非常有意思的電影，所以馬上就跟進去拍攝。至於成品是什麼樣的故事或題目，其實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很多紀錄片的故事是到最後在剪接室裡才真正找到，從開始到最後過程中做了很大的轉變。
監製錢孝貞女士（以下簡稱錢）補充：
首先，我不知道觀眾知不知CCDF（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這個案子是我去年在提案大會上看到吳皓導演放了三分鐘的片花，他那個時候的片花其實跟現在差非常多，當初賣點是名揚四海那個電影，而我剛好是在那所學校畢業的（吳：紐約的那個不是北京的）
對，我其實是在美國長大，然後學電影。看到片花之後我發現了一個東西方差異性的問題，導演提案後，西方買家對影片都很有興趣，但是東方、中國的CCTV對這個故事一點興趣都沒有；那個時候我就看出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接著我到吳皓那邊看了毛片及rough cut（初剪）大概兩個小時，那時候還真的不知道要不要接這個片子。為什麼呢？最大的問題是這些音樂學校的學生他們不會唱歌，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實在唱得很差，這怎麼辦呢？尤其整部電影都是在講Broadway show（百老匯秀），但是從頭到尾主角演出真的不夠有看頭，應該怎麼辦？
回去後，我必須得找個點，那個點就是我從沒有看過中國年輕人能夠這樣誠實地說他們的心聲，所以這整個電影雖然是講fame這部舞台劇，但其實那只是表面的，真正的賣點是這群年輕人與父母間複雜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心情。
吳：對，其實整個做了很多的調整，一開始我個人想拍的其實是一群中國學生還有一個美國音樂劇的整個過程，最後我們和JEAN（監製錢孝貞女士）一起討論，發現拍攝到的素材真的是一個很獨特的故事。像現在大陸變化非常快，非常迅猛，故事主角作為第一代的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姊妹，身處在經濟發展很快的社會中，這一代年輕人對自己未來的期望非常大，同時又必須面對很多的挑戰。
對中國來說現在社會很腐敗，卻又必須往前看，在這種背負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他們是如何去看“成功”這件事？究竟什麼才是成功？所以我們想為中國八○後的這一代做個記錄，讓中國大陸以外的觀眾更容易了解這一代年輕人。
Q4：剛才導演講到「中國現在很腐敗」，讓我有一點震撼，然後片中拍攝到一些場面其實也蠻令人震撼的，像是其中一個學生家長是資深音樂人，在飯局中毫不避諱的聊到某人開價25萬陪睡，便可以得到某個角色。我蠻好奇，是因為他們對於這樣的現況都是見怪不怪，所以在鏡頭前面才可以侃侃而談嗎？
A4（吳）：我並不算身處演藝界，我是一個拍紀錄片的記錄者，我個人感覺真實的情況比這個片子可以表達的要黑暗很多。他們畢竟是學生，也都快要當演員，所以在鏡頭前面還是有防備的，有些話就算知道，也是不能說的。再來，他講的一些東西，最後是沒有剪進去的，我們畢竟不是在做電視訪談節目，所以還是斟酌刪除了。
其實現在在大陸這個行業發展得太快，不慎規範，所以還是有很多骯髒的東西在。這一方面同時也反映大陸現今社會的變化，為了錢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年輕人他們不得不做，其實他們對這方面確實很反感，所以他們心裡抱怨、委屈、很憋悶、很憤怒的東西，我希望在片子裡也有一定的表達。
Q5：想請問一下導演，剛開始的設定是從東方的年輕人拍西方的劇為故事主軸，後來討論之後才發現別的面向可以切入，但是影片裡的主角感覺上都是B組、特別有戲劇性的，但是這是後來才決定的拍攝方向。我比較好奇的是開拍時不管A組B組通通都大量拍攝素材，然後導演再從裡面拉出一條線剪輯呢？還是說在拍的時候，其實隱約有察覺到這些人就被設定為主角？
A5
（吳）：我覺得其實都有，我們在第一天拍攝的時候就剛好遇上電影開頭那個畫面，就是他們唱I'll believe forever那首歌，當時真的是不知道該拍誰，整部片子一共拍了300多個小時，現在剪到80分鐘，有很多東西沒有用上。但是在拍攝採訪學生的過程中，其實可以看的出來哪些人是比較願意跟你敞開心扉的，就會慢慢越拍越多，也就會成為影片中你所看到的主角。最後角色是在剪輯的過程中定的，確定角色後當然還是有去補拍，包括他們的家庭這些也都是再回去補拍的。
（錢）：我覺得吳皓很可憐，他去拍這31個學生，結果他最後追蹤的是沒有當選的，其實也蠻有戲劇性的。
（吳）：這個其實更奇怪，就現實吧，你做夢也很努力，但不一定可以實現所有人的願望。那最後到底是還要不要堅持，對吧？其實大家都是那樣的。
Q6：剛剛說到在選主角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選定是誰，可是很明顯可以看出就是鏡頭上表現比較好的。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校方在選擇這個名單的時候有沒有動一些背後的手腳，因為他們的家庭環境感覺都是比較好的，這有沒有一點巧妙的關聯或是暗喻？
A6（吳）：其實大家觀察到的是很複雜的問題，作為導演其實我們也不想去猜測。當然從學生的角度他們會覺得學校不單純，他們自己也知道所有學生都在講關於花錢這件事，雖然只有百分之一的學生才能進，但是你花錢也能進，你靠關係也能進這個學校。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了解中國這個體系的很多問題，在中國大家談論的可能是你要請客送禮，送禮到底是不是賄賂？這也很難界定。我們有採訪老師，老師當然也會覺得，每一個學生都各有優缺點，那老師最後做了判定，要說他沒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也不大可能，但是程度如何，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Q7：想請教導演，最後被選中可以到美國的那八位，之後有繼續追蹤他們到百老匯的情形嗎？
A7（吳）：那個部分我們可能剪得還不夠好，其實那個是假的，是美國老師為了測試他們，鼓勵他們要去競爭。因為美國老師覺得這些中國孩子互相都太友好了，還不夠面對殘酷的現實，這是給他們上的一課。
Q8：我想延續也是類似剛剛的問題，其實他們整齣音樂劇從casting A組、B組，一直到追蹤他們三年後的發展，就會發現其實有一點點階級複製的味道。比如說像張瀟家境非常非常的好，他之後的發展也蠻好的，在選角的時候分到A組，像瑤瑤也是類似的情況；那家境相對比較差的像是吳恒或是陳蕾，他們選角時被分在B組，後來的發展也比較不是那麼順遂。我想知道，這是不是導演跟監製想要表達給我們的一個結論？其實說穿了就是階級複製？
A8
（吳）：我覺得做電影是講故事，把人物捕捉出來讓大家去進行討論與思考，希望大家有自己的結論。我如果再解釋的話，可能會影響觀眾主觀判斷。當然我們也會有自己的看法，什麼東西放得多一些，什麼時候剪得少一點......
但是我個人覺得你這個問題可能要寫一篇論文來回答，這蠻符合社會階層化的一個問題。大陸現在經常講的話叫做「拚爹」，就是說拚誰的爸爸背景好一點，這是大陸現在已經非常明顯存在的一個問題了。其實這個問題哪裡都有，家境好其實機會相對就會多一點，在大陸大家會考慮得比較多一點，也可能是大陸現在比較節制點，因為現在大家也會覺得只要你堅持，你還是能出頭，包括我們在北京做了一次放映，把這些學生都請來了，吳恒他自己也說「當時我是很憤怒的，當時對於這種現象，我是非常憤怒，但是經過這些年我有比較平和了」。
（錢）：我自己是覺得很高興你問了這樣的問題，希望觀眾回去能再多想想。說實話，其實張瀟他不僅是有錢有背景，他其實真的唱很好，他是有才能的，所以我覺得這沒有黑白，就是灰色地帶。
（吳）：很多的灰色嘛，就不完全是非黑即白的狀況。
（錢）：這我相信，因為我本身11歲就到美國。從事的這個行業是1%的可能都沒有。我是相信，只要你真正努力，真正真正努力，還是有機會。像是烏龜跟兔子，烏龜也是慢慢走的，只要堅持。
Q9：影片最後有拍幾秒張瀟去百老匯的鏡頭，想請問這部片的經費預算以及怎麼決定哪些內容要拍那些不拍？
另一個問題是剛剛討論中導演有說到這部片的故事是比較後面才決定，乍看之下會覺得是在講中國一胎化的問題，但是看完整部片感受比較多的卻是夢想這塊，所以想請問當初的決定點是在訪問的時候，還是進剪接室的時候？
A9
（吳）：其實都有。導演在拍攝過程的作用是在採訪時，要去問被攝者那些重要的問題，去下判斷與做決定，哪些是導演感興趣的？訪問出來的效果如何？是否需要補拍？或者是換個方式去問出不同的答案，有的時候甚至會在拍攝中需要立刻作出決定，這就是導演最主要的工作，如果像是排練的畫面，只需要攝影師去拍攝即可。紀錄片的製作與拍攝其實是一個長期的工作，然而在剪接過程中發現剪不出完整的故事，就必須再回去補拍，有的時候要經過很多輪的剪輯，才能完成想傳達的訊息。所以像是我們講一胎化那個訊息，其實是要讓海外的觀眾看的，因為他們並不了解這些年輕人有什麼獨特，所以需要特別解釋。
關於拍到張瀟在百老匯的鏡頭是因為我剛好在那邊作後期，遇到他來看學校就拍一點。關於經費部分，這個電影確實蠻高的，已經可以比擬好萊塢制作了，花費大概是20多萬美金吧！因為裡面很多版權需要購買，後期也請了美國紐約最好的剪輯師來幫我們剪輯、調色等等，很多流程我們都是比照海外紀錄片的規格、模式來做，因為是有計劃要往歐洲發行播放。
（錢）：您提到的一胎化，就要回到我剛剛說去年在提案大會的時候西方跟東方的觀點，那個時候我在想剪完後影片應該要怎麼賣，誰願意出錢來買這個電影？一開始因為我跟BBC他們有認識，就想說先試試把電影給他們看，那時候賣的話，不可能賣得掉，不過他們對中國的小皇帝很有興趣，我就跟他們說這是one child policy一胎化政策，他們就是第一個出錢的。美國那些也是對中國的human right有興趣所以願意買，那中國會怎麼買我還不知道。西方的觀眾已經賣掉了，不過東方的觀眾我還在找，這是我第一次在東方跟觀眾一起看這部片子，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吳）：其實在大陸已經賣出去了，包括在央視也會進行播放。他們可能會關注在人生觀或是這種很複雜的問題，畢竟在大陸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Q10：我覺得很多時候在看紀錄片，看到的大部份是導演希望觀眾看到的想法，所以我蠻好奇兩位的背景，要如何在300多個小時裡面剪出現在中國的小皇帝？是因為朋友的關係，或是有從哪裡聽來的想法？好像很多時候沒有身在其中是感受不到的，或者導演曾有懷才不遇、被放在B組的經驗之類的？要不然怎麼去拍出那種感覺？
A10
（吳）：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在剪輯的時候我跟JEAN（錢孝貞/監製）經常吵架，我會堅持說「要把這個放進去」，她就會說「不對，不放」，最後有一部份是妥協的結果。我很尊重她的意見，她非常有經驗，會幫我改掉很多東西。作為導演，我本身是在中國長大的，曾經採訪很多老師，這些老師把學生說的有很多問題。在中國這個環境長大，我真的非常能理解這群年輕人所承受的巨大壓力，雖然我不是這個年代，但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壓力非常非常大。所以這個片子主要是給那些小孩的，就是為他們說一點話。
（錢）：說實話那時候真的是我有我的感想，不過跟他學得其實也很多。雖然我的經驗很多，但是在2007年我剪了一部中國際紀錄片「請投我一票」，那裡面的小孩真的就是小皇帝，那是那時候我對他們的了解。在看到這部片時，真的是吳皓跟我說「這些人妳不要看表面，他們其實內心有很多的掙扎」，我就是看到這一點我就願意幫忙了。
（吳）：說一個很有意思的，她一開始很不喜歡這些中國學生，說他們是「死broadway」，我就跟她說「其實他們是有很多優點的」，所以我們就在剪輯中把他們的優點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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