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能夠以官僚體制、國家機器、主流媒體、金融系統等方式無孔不入地壓制抗爭者的聲音,抗爭者唯一、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個人的身體。他們以身體作為抗爭的工具,從邊緣突圍發聲。

在台灣,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是戰後台灣最大規模農民請願行動,警察與民眾將近二十小時的激戰對立與流血衝突。當時的抗爭者被黨政軍控制的電視台稱為擾亂社會的「暴民」,而作為抗爭者同一戰線的紀錄片工作團隊 ─ 綠色小組,則與抗爭者站在同一陣線,用影像揭穿官方謊言。綠色小組影片中所再現的身體形象,是直接衝撞的、騷動的、充滿巨大能量,極具感官渲染效應,在解嚴後不久的時代裡,顛覆了體制約束下馴化的、整齊的、服從的群眾身體印象,並搭配游擊式的播放方式,讓地下紀錄片成為社運圈的重要發聲管道。

在美國,六零年代開始,農工抗爭運動風起雲湧。關鍵人物是墨西哥裔的凱薩查維斯(Cesar Chavez),他率先提倡反對過量使用殺蟲劑、並要求改善對農民移工的剝削,並且大規模組織工會,保障底層階級的權益。查維斯將馬丁金恩博士與甘地視為楷模,奉行非暴力的抗爭行動,平生進行了三次絕食,將抗爭運動從流血衝突的可能性,提升為自我犧牲的身體展示,讓他在美國農民抗爭史中成為聖徒般的角色。

絕食作為一種「非暴力抗爭」,唯一的傷害是抗爭者的身體,有時候抗爭者僅能以如此的狀態「被看見」或著「被聽見」。從紀錄片《凱薩查維斯的戰役Cesar’s Last Fast》中,可以看見長期絕食者身體形狀被劇烈地改變了。

在影片裡,紀錄查維斯於六十一歲、絕食長達三十六天的身影。查維斯對於飢餓並不陌生,當他第一次罷工時,就面臨收入斷絕、必須挨餓的狀態。長期的飢餓會導致幻覺,周遭任何一點聲音,對絕食者都是巨大難忍的噪音。即使如此,他在絕食剛開始的時候,每天晚上都出現彌撒儀式中,讓支持者可以「看見」他。最後他要結束絕食的前一天,當工會幹部扶著已經無法步行的查維斯進入彌撒會場時,美國各大主流媒體都在現場架起了攝影機,見證抗爭者如同宗教苦行般的「受難」記錄,讓查維斯所主導的聯合農場工人工會的訴求,被社會大眾看見與聽見。如同林義雄為反核四進行絕食所引起的社會效應。

     

千禧年之後,一種新型態的、強調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抗爭形式逐漸產生。紀錄片《不服從行動守則 Everyday Rebellion》如同一本新世代的市井小民抗爭教科書,彰顯出一種新的抗爭形式:從日常生活日覆一日地實踐。新一代抗爭者從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街頭藝術(Street performance)中得到靈感,加入了著幽默與時尚等創意的元素,讓身體成為新的展演工具,呼喊著對當權者的不滿。

  

影片也指出,街頭塗鴉猶如可擴散的小媒體,可以讓少數者的聲音從城市的縫隙中突圍而出。而從烏克蘭發起的基進女權組織「費蔓(FEMEN)」,則以赤裸的身體作為畫布,對性剝削產業、獨裁者與父權體制的教會,發出抗議之聲。她們的行動被父權份子哧笑為「只想搏版面」,畢竟美女脫衣服不正是一種讓男人飽眼福、自己吃虧的事情嗎?正是因為她們以極為美麗的身體做為行動工具,顛覆了「女性的身體是被觀看的物件,男人才是擁有行動力的主體」這種傳統觀念。領頭者伊娜在事前訓練中如此告誡著跟隨著:「雙腳張開站直,保持憤怒、挑釁姿態,並且絕不遮臉。」

2011年之初,突尼西亞和埃及發動了他們的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專制政權。同年五月,西班牙佔屋運動的抗爭者,將「佔屋」擴大為「佔領廣場」的15M運動,這種作法迅速影響了全世界的抗爭者,包含「佔領華爾街運動」。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為了對抗紐約警局不准他們使用擴音器,抗爭者們將身體視為一個「表態的元素」,以創意性的手勢、身體律動(蹦跳、手挽手結集、拍手)、複誦話語,作為集體發聲方式。另一方面,以身體「佔領」了具有意義的空間,例如華爾街,就有被看見的機會。新一代的抗爭者明白,在運動過程中,優先搶奪的是議題設定的權利,說服其他群眾加入運動,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不服從行動守則Everyday Rebellion》,意即「日常的反叛」,相對於毛澤東所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生活事件,影片主張將反叛融入吃喝拉撒般的平日生活。每一個都可以用各種創意的方式,展演(Performing)對當權者的反抗。生活即是革命,無二無別,每一天都在革命。

《造反阿嬤Two Ranging Grannies》是一部跨公路電影類型的抗爭紀錄片。兩位白髮蒼蒼、行動不變的曾祖母等級抗爭者雪莉與辛達,關心貪婪所造成的經濟過度發展問題,她們大老遠從西雅圖到紐約,坐在電動車上到處對人提出麥可摩爾式的質問,對象包括大學裡的經濟學教授、華爾街晚宴的受獎者…等等大人物,所到之處都遭受驅趕與嘲笑。

不同於麥可摩爾那種男性粗壯式的對質,兩位阿嬤以蒼老衰弱的身體發出的疑問,相較於體面風光的威權者,她們僅是猶如小丑般的存在,甚至是被憐憫的對象。這種對比與戲劇感,正是導演的設計,因此有人質疑影片作為紀錄片的「真實性」。如同麥可摩爾所有的紀錄片都是他自己的表演,換取受訪者被突襲時的那一刻做出「真實反應」。這部紀錄片也讓兩位獨特的抗爭者有了表演的舞台。

  

最驚人的抗爭者身體影像,呈現在錄相藝術家袁廣鳴的最新作品《佔領第561小時The 561th Hour of Occupation》裡。袁廣銘受學生邀請,進入立法院空拍太陽花運動撤場之前的景象,再以繁複的數位修圖,去除空間裡所有的人,塑造了一種超真實(Hyperreality)的幻境,比真實還真實。也就是說,抗爭者作為工具與抗爭主體的「身體」,居然在關鍵場景中消失了!觀眾「才得以被迫一一檢視在場、卻又不屬於原本現場的東西,例如腳架上的攝影機、背包、外套、食物飲料、宣言旗幟、現地製作的海報及油畫等。」(《佔領第561個小時》作品說明文字,袁廣鳴,伊通公園網站。) 抹去了「抗爭者的身體」,存留下來的物件有「攝影機、背包、外套、食物飲料」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宣言旗幟、現地製作的海報及油畫」與國父遺像並置非日常的景象,如此已足夠建構為一種視覺奇觀(Spectacle),具有強烈的言說性。

從大規模流血衝突、個人的絕食苦修、中產階級睡在街頭、裸身美女以身體為畫布,一直到「無人」議場空間,抗爭者的身體形象不斷在轉變,尋求不同時空環境夏,可以撼動社會的方法。(賴珍琳)


 

(本篇文章刊登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原文請參照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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