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曾奕田與他的同志理想國
文｜陳逸咪 照片提供｜CNEX （本文出自
十月號 ）
曾奕田Arthur DONG，出櫃華人同志導演，「CNEX大師專題」集合他的五部紀錄片，其中《好萊塢華人》2007年拿下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片中蒐集了許多老電影的畫面，從1916年到2006年與華人演員、華人導演甚至是西洋人眼中的華人形象有關的影片，光是這些珍貴畫面絕對值回票價，但導演的野心不僅於此，他更透過這些畫面探索美國的華裔電影工作者怎麼看待他們身處的產業環境以及對華人既存的刻板印象。
「我喜歡故事，尤其是真實的故事，但比起劇情片或者其他類型的電影，紀錄片讓我能夠相對獨立的作業。如果是劇情片，因為要耗費大量人力、時間與金錢，一個非常好的劇本才會吸引我付出這些去完成它；但是紀錄片不一樣，真實故事本身就夠吸引我了！」曾奕田擅長透過影像探索與他個人相關的許多議題，如紀錄其母親移民經驗的《縫紉的女人》，十四分鐘的短片，旁白以第一人稱說出母親的故事，從決定移民到至美國工作落地生根，曾奕田用鏡頭記下的不只是一位母親的故事，更是許多同輩人的共同經歷，談到這部紀錄片，導演對移民經驗是很有感覺的。
Q：為什麼想拍《縫紉的女人》？
一開始拍攝母親的契機其實是一份學校專題，那時候我試著熟悉攝影設備，因此拿了機器在家裡拍熟悉的人事物，我選擇我母親為拍攝對象拍攝她與她的工作：縫紉，也才藉機了解母親過去工作的景象，與其他在唐人街工作的女工一樣，母親在過長的工作時間及不對等的待遇制度下中度過她的大半輩子。當時我把這些素材拿回學校與老師討論，我們都很喜歡那些素材，因此老師建議我繼續完成它，這就是一開始的契機。不過也因為母親當時與工會間有些衝突，她一開始是不願意被拍攝的，一直到成果出來她很喜歡才漸漸認可，然後會與她的朋友分享這部電影。
Q：有什麼特別的因素使你在《縫紉的女人》一片著墨於母親的故事而非你與母親的關係？
這是一個屬於我母親的故事，並不屬於我，我喜歡紀錄別人的故事而並非紀錄我自己。移民經驗一向令我感到著迷，人們如何能夠為了任何原因放棄自己原本的家，離開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們都習慣於自己原本的世界，因此我很感謝我父母，他們願意為了我們未來過更好的生活。有次我回去父母在中國的故鄉「台山」，發覺那裡的生活環境是多麼的不一樣，人群擁擠、沒有乾淨的廁所可以使用，想到這點我就感謝父母當初下的決定。
Q：《殺人有理》這部刻劃恐同犯罪者內心世界的影片，與一般談同志議題的紀錄片很不一樣，並不著墨於被害者的受害經驗，反而將鏡頭朝向加害者，並且讓他們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想法，進而從中了解仇恨事件為什麼會發生。當初你想拍這部紀錄片的原因？有什麼契機嗎？
《殺人有理》這部片的一開始是跟我自己內在的被害經驗有關，有時候你走在街上會想像後頭是否有人要對你不利，精神上的折磨一直困擾我，但我從沒對人說。有機會接觸並訪問到德州一個對男同志施暴的加害人，在訪談過程裡我意識到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個人（person），可能是一個在任何地方會遇到的人、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那麼他犯罪的原因是什麼？這件事情引起我的興趣，我想要知道其他對男同志施暴甚至殺害的加害者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開始想為有可能成為加害者的人拍一部紀錄片，希望他們看了影片中的加害人成為殺手的負面影響，可以開始反省甚至停止仇恨行為。這部影片的立意是非常教育取向的。
Q：在影片中有出現導演自己的聲音及立場告白，為什麼會決定這麼做？導演在片中決定現身的原因為何？
那是個意外！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在片中現「聲」以加入自己的角色，其實這完全不是我所設定好的。在影片後期剪接過程中，負責聲音合成的夥伴問我為什麼想拍這部紀錄片，我簡單想以「那曾經是我的受害經驗」帶過，沒想到引起夥伴莫大的好奇，而他強烈建議我應該要把這些想法放進去影片裡，因為看這部片的人一定都想知道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導演為什麼想要拍這部紀錄片？所以我回顧整部影片找到我該現聲的地方，把我的聲音補進去。
Q：台灣的同志團體持續努力爭取同志權益，並且越來越多人可以接受不同的性傾向，但是仍有許多對同志不友善的保守派人士，針對這點，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台灣的同志朋友說？
我認為對於年紀大的保守派人士，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善對待他們然後等他們過世。雖然年輕人也並非全都開放，但是接受度確實比老一輩的人高；而年紀大的人，比如你想說服一個七十歲的人絕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但是你可以選擇好好跟他互動，等他過世，這些恐同思想也會跟著他一起入土、一起passed away。否則我們能怎麼做呢？要樂觀以對並且對你的朋友與家人保持開放的態度。
Q：你有向家裡出櫃嗎？在什麼狀況下？
我想我一直都是處於出櫃的狀態，因為其實我從未試圖隱藏我的同志身分。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跟父母溝通，我向他們說「I am who I am」，你們可以選擇接受這樣子的我，然後我們可以繼續一同生活，或者你們不認同我，那麼我會選擇離開家，因為這裡並不屬於真正的我。
至於為什麼爭取父母與親人的同意對我而言如此重要？原因很簡單，我喜歡家人團聚的感覺，我希望重要節日像是過年、聖誕節都可以帶男朋友回家吃飯，並且以男朋友的身分將他介紹給我的家人，而不是其他不相干的名分。這對我而言很重要，因為這就是我並且構成了我。
父母親可以選擇接受與否，但是最重要的是妳／你必須是那個說出口的人。
家人能夠接受才能換取更多其他權益，比如說結婚，雖然在我自己的經驗裡結婚沒有什麼大不了，但是有了小孩，一切都不一樣了。當我和丈夫領養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之後，整個家族都歡欣鼓舞，彷彿兩個男人在一起根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父母因為我們領養了孩子當上了祖父母，這讓他們非常驕傲並且開心，一瞬間好像我們就跟異性戀一樣「正常」。
Q：台灣最近也有兩個女同志結婚了，有看見那個新聞嗎？
當然！這就是我說的！不是很好嗎？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方式試著過一般人的生活，並且讓旁人看見同志生活的樣子，我與丈夫選擇結婚也共同撫養小孩，我們領養小孩五年後才結婚。婚禮現場有我兒子和他的許多同學，現場非常熱鬧、充滿小孩子的歡笑聲。
對我兒子而言，擁有兩個父親從來不是件奇怪的事。我和丈夫輪流去學校接送他，同學看見會問他那是誰，他很自然的回他是我父親；當看見另一個父親，他回答這是我另一個父親，兩個父親，在他與同學們的眼裡稀鬆平常。假如小孩子從小就看見男同志雙親，我相信他們未來不會覺得兩個男人在一起很奇怪。而當我兒子被人問到他的母親在哪裡？他直接告訴對方：我沒有媽媽，我有兩個爸爸。這就是我的方式：從自己做起，逐漸改變周遭人對同志的觀感。
曾奕田的影片多與其身分認同相關，因為那是他最關心的事情，與其思考這麼做會有什麼風險，他選擇思考這麼做會對其他遇到類似狀況的人有什麼幫助。在曾奕田心中或許有個稱為「同志理想國」的地方，那裡的同志安居樂業、按照個人意願結婚生子過著與異性戀沒兩樣的生活。聽起來好像很烏托邦，但他從自己開始實踐這些理想，用他的生活證明同志也可以過得很好。那是一種感染力強且正面的力量，曾奕田的口吻不帶半點猶豫，即使跟遠在美國的他隔著電腦螢幕還是可以感覺到他眼神裡的堅定，而那比什麼都要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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